翻開《寒塞生和春——伊犁昭蘇圣祐寺遺珍》，一幅幅唐卡、一件件法器漸次呈現。有的色澤明麗、筆觸精微，有的已斑駁漫漶、殘缺不全，還有一些尚未完成，止步于半成品。如同卡爾維諾在《看不見的城市》中所寫：“城市不會輕易泄露自己的過去，它被刻在街巷的轉角、窗格的護欄、樓梯的扶手上，留在避雷天線與旗桿的每一道劃痕里，是種種抓撓、鋸銼、刻鑿與撞擊的印記?！边@些圖像本身，也正是時間的印記——它們比文字更直接、更立體地帶我們穿越時代與表象，貼近一段真實的歷史。 　　

 
圖為《寒塞生和春——伊犁昭蘇圣祐寺遺珍》封面 

　　由王彥嘉和烏云其米格主編的《寒塞生和春——伊犁昭蘇圣祐寺遺珍》將我們的目光引向位于新疆維吾爾自治區(qū)伊犁哈薩克自治州昭蘇洪納海河畔的圣祐寺。它靜靜矗立，遙遠又親近；形制緊湊，幾經損毀又幾度重建，甚至在動蕩中遺失了匾額。然而它始終是厄魯特營的精神依托，連接著“一個社群與一片宇宙”。通過《寒塞生和春》這份可見的文本，我們得以窺見一種堅守：懷抱理想與意義的人們，如何在有限中抵達精神的歸鄉(xiāng)，如何在匱乏中實現豐盈。 　　

 
圖為圣祐寺大經堂外景 

　　看得見的圣祐寺 

　　圣祐寺是新疆維吾爾自治區(qū)現存規(guī)模最大、保存最完整的清代藏傳佛教寺院之一。它初為清廷所建，19世紀曾兩度被毀，今日所見寺院，是在1900年前后由厄魯特營上三旗民眾集資重建的。盡管后來屢遭破壞，其主體建筑依然完整存續(xù)，圣祐寺的建筑形制本身即一種視覺敘事：現存八座木構建筑與一座照壁，沿中軸線對稱布局，六角鐘鼓樓精巧玲瓏，大殿高十七米，轉經廊為后世增建。日升月落，歲月流轉，照片中的圣祐寺愈顯莊嚴沉靜。 

　　《寒塞生和春》對圣祐寺文物進行了系統收錄——扎嘎里、唐卡、佛教造像、法器、宗教用具、僧人日常物品等，幾乎被“照單全收，不論年代早晚，不計品相優(yōu)劣”。這種不加篩選的全面呈現，恰恰還原了信仰在民間生活中的真實樣態(tài)：它不僅是精美的藝術，更是被使用、被摩挲、被傳承的日常存在。這些跨越時間的物質圖像，凝固了特定時代的審美、技藝與超越個人的祈愿，也跨越了時間的斷裂，搭建了信眾通往神圣世界的視覺橋梁，將具體而邊緣的厄魯特營社群，與藏傳佛教所構想的宏大宇宙秩序相連，賦予其存在以方位與意義。 

　　正如雷吉斯·德布雷在《圖像的生與死》中所言：“圖像是一種媒介，居于生者與死者、人與神、一個社群與一片宇宙之間，在可見者與駕馭它們的不可見力量之間?！薄逗痛骸纷屛覀兛匆?，一個社群如何通過可見的形式，構筑其不可見的精神世界。 　　　　

 
圖為圣祐寺建設籌款紙據 

　　看不見的圣祐寺 

　　“我可以告訴你街道臺階的級數、拱廊弧度的數字、屋頂鋅片的樣式，但這其實什么也沒有說清。構成城市的并非這些，而是她的空間維度與歷史事件之間的關系?！笔サv寺的每一塊磚石、每一件法器背后，都躍動著人類真摯的情感與堅韌的意志。 

　　自16世紀末，衛(wèi)拉特蒙古（即厄魯特）各部普遍皈依藏傳佛教格魯派，并逐漸形塑出深厚的信仰傳統。當清朝為鞏固邊疆收編部眾、組建厄魯特營時，他們已是虔誠的格魯派信眾。歷經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朝與準噶爾部的長期征伐，這些曾作為準噶爾部遺民而流散的人們，最終被納入清朝邊防體系，轉型為戍守西北邊疆的厄魯特營官兵。他們不僅見證，更親身參與了清朝治理西北邊陲百余年的風云激蕩?！耙晾缍螋斕貭I在同治三年（1864）到光緒七年（1881），經過戰(zhàn)亂浩劫和沙俄的殖民統治，全營的建制被打散，人口大量流失。伊犁收復后在金順主持下，厄魯特營規(guī)復舊制?！睌凳甑膽?zhàn)亂、遠離故土、長年戍邊，共同的信仰是他們抵御孤獨與艱苦的精神鎧甲，籌建一座屬于自己的寺院，分外迫切。 

　　“19世紀末，伊犁戍邊厄魯特營總兵力僅千余人，按一家五口估算，連同家屬總數應不超過五千，上三旗人口更少。坐落于洪納海溝口的圣祐寺，即由厄魯特營上三旗軍士與家屬捐資所建，其籌款之艱可以想見?！爆F存圣祐寺的修建耗時十余年，全憑眾人之力——有人捐出牲畜，有人付出勞力，一位無力捐助的老人，在寺前種下十一棵松樹。比起碑刻上“敕建”“御賜”的字樣，這些細微的奉獻，尤顯熱切珍貴。那張記錄普通牧民微薄捐資的清代字據，芬蘭探險家馬達漢筆下住持那間“幾乎無光”的陋室，皆讓靜止的建筑有了體溫。無數個體堅韌的情感投入，匯聚成建造與守護這座寺院的堅強意志，他們艱難完成了自身文化身份的確認。 

　　這令人想起陳慶英先生傾注心力寫就的《帝師八思巴傳》。八思巴的生平在《元史》中僅寥寥數百字，陳先生從藏文文獻的字里行間，重新勾勒出這位高僧兩次往返雪域與中原的生命軌跡。當我們從“帝師”的制度身份移向“八思巴”這個具體的人，歷史便從抽象的記載中復活為鮮活可感的命運。陳先生的學術實踐提醒我們，關注普通視角是必要的歷史補充與校正，我們應珍視無數個體的選擇與堅持?；蛟S歷史研究更珍貴的價值在于，從具體而微的生命痕跡中，抵達對人性與文明更整全的理解。　

 
圖為《寒塞生和春——伊犁昭蘇圣祐寺遺珍》封面
 

　　在看得見與看不見之間抵達 

　　不同于奧德賽歷經十年漂泊重返故鄉(xiāng)，厄魯特軍民通過建造一座固定的寺院，在游牧與流動的生活中實現了精神上的“錨定”，寺院成為他們漂泊心靈的“伊塔卡”。在時間的長河里，個體生命如草原晨露般短暫，但通過參與某種超越個體的精神建構，普通人得以在有限中觸碰無限。 

　　我的理解里，圣祐寺不僅是一座宗教建筑，更是一部厚重的哲學文本?！逗痛骸吠ㄟ^對圣祐寺從宏觀建筑到微觀器物的層層揭示，展現了歷史更動人的那一部分。文明的傳承不僅依賴宏偉的紀念碑，更依托無數平凡生命在各自位置上，守護和傳遞那些樸素的，關乎存在意義的情感與價值。 

　　丹珠昂奔先生曾指出，歷史空間的拓展打破了民族、國家與地域的界限，而真正的改變在于內涵——即歷史主體從帝王將相史向人民史的轉變。人民是推動歷史發(fā)展的根本動力，在不見人民的歷史中看見人民、體現人民，才是新學術應有的根本轉向。 

　　通過《寒塞生和春》，我們看見了這種平衡，以及生生不息。（中國西藏網　文/張欣）